井的出现使古人逐渐摆脱了对地表水的依赖和制约，使远离河流的地方有了人类定居的聚落，不少先民变沿河（湖）而居为依井而居。依井而居也成为中国古代聚落历史沿革的重要形式之一。

井田，为上古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以方九百亩为一里，划分为九区，形如“井”字，故名。其实，井田不仅与“井”字形似，更与客观存在的水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古人聚井而居的居住方式和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劳动及管理方式。井田制是一种具有综合性能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兼有耕作方式、租税制度、宗族制度、军事组织和村落形式的综合内容。《孟子"滕文公上》对井田制的内容做了这样的描绘：“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唐代杜牧《塞废井文》也对井田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古者井田，九顷八家，环而居之，一夫食一顷，中一顷树蔬凿井，而八家共汲之。”据后人考证，井田制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一甸共六十四井。井田制的劳役地租率是什一，八家实际上经营公私田共八百八十亩（周亩，合今0.328市亩），余二十亩为水井、屋舍、菜田所占地。每家八口，八家共六十四口，他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相扶持”，以公共水井组成了自然村落。可见，那时凿井，主要为同部落人饮水之用，随之便形成了人们聚井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

其实，“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直是古人孜孜以求的。帝尧时代，是古人想象中的太平盛世。一群悠闲自得、玩着“击壤”游戏的老者们唱出的《击壤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状况：“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汉代的《论衡》和晋代的《帝王世家》都曾言及此事）《击壤歌》所唱的内容，高度概括和集中反映了古代劳动人们生活的情景。“耕田”和“凿井”都是古人繁衍生息重要的方面。生命离不开食物，民以食为天，故要“耕田而食”；水是生命之源，人要活下去，更离不开水的滋养，因而要“凿井而居”。守着一眼井，耕作几亩田，一家老小就有了维持生存的基本要素，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这种理想的社会，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诘鲍》里谈到过，宋代的文学家和大臣欧阳修在《乞致仕表》中憧憬过。如欧阳修在“退休申请书”《乞致仕表》中说：“披裘散发，逍遥垂尽之年；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古代中国，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广大农村依井而居的基本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在山西河东地区，许多古老村落的布局，都是以井为中。王森泉、屈殿奎在《黄土地民俗风情录》中介绍说，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眼老井，而且处在村中各聚居点的中。井的附近，大部分村庄都建有供奉神灵（或财神、或土地或关公等）的庙宇（祠堂），并成为村中的主要建筑。以井和庙（祠）的位置为中点，向东西南北四方延伸，形成村内的干道。《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一书也谈到，在云南大理白族村落的中，往往是由戏台、井台和寺庙等构成的公共活动广场，由此形成影响村落的结构形式。另据晋代《高士传》所记，“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反映了乡村以公共水井为中进行交际的生活场景。

井不但是农村人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也是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市井”的字样。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古者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水井召唤着人们去晨汲，商贩也到井边人多的地方去卖货。乡间的集市、城中肆市，商贩和购物者云集，市场得以形成，可见市场乃至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井的功劳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