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视铺路架桥为行善积德的事，对于挖井同样持这种态度，一句“吃水不忘掘井人”就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同时，对井的态度，也往往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

历史上，元太宗窝阔台曾把自己要实施的善政归结为四条，其中之一就是“穿井立营”。窝阔台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他的建树是灭亡金朝。据清代魏源《圣武纪》载，窝阔台曾有言：“我即位后，惟四善政：一、平定金国；二、设立驿站；三、无水草处穿井立营；四、各处城池设官镇守。”在蒙古与南宋之间，隔着金国。灭金是蒙古人建立统一国家的关键一步。与这样的军国大事相提并论的，居然有“穿井立营”一项，可见挖井救渴在元太宗心中的地位。

其实，只要是造福民群、施惠百姓的事，都可称为善政，都应为统治者所重视，更何况像凿井济渴是关乎百姓万民生存的大事。唐代的柳宗元，不但以唐宋散文八大家著称于世，还以参与王叔文留名青史。而当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出京，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任柳州刺史。他一上任就发现柳州城内无井，百姓吃水困难，便主持凿井事宜。不到一个月，井成。井水清甜，水量亦大。百姓纷纷奔走相告，盛称“柳刺史”为柳州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柳宗元的善举不仅在于挖出了一口水井，更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革除了柳州凿井无功的旧观念，开了凿井的先河。

杭州发展史用浓重的笔墨记录着钱塘六井，并成为唐、宋两代的德政美谈。唐代大历年间，李泌出任杭州刺史。到任后，他发现杭州城内地下水苦咸，便主持开挖了六井，将西湖之水引入城内，形成城市供水系统。明代《西湖游览志》曾这样记述了他凿六井的事迹：“有惠政，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市，以便民取汲。”李泌死后，杭州人在他主持开挖的井旁为其立祠建庙，作为纪念。李泌开挖六井之后大约四十年，宋长庆初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又做了清浚六井的善事，同样为百姓称道不已。

到了宋代，六井出现堙塞，已不能发挥作用。宋熙宁五年秋，陈遘任杭州太守，上任伊始，便主持了疏浚六井之事。次年春天，工程竣工。适逢江淮一带大旱，许多水井旱得干了底。杭州人得益于六井修浚，无干渴之虞。苏轼《钱塘六井记》写道：“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恩公引来救命水，钱塘的民众，能不感谢太守造福一方的恩德？苏轼任杭州太守后，再次主持了清浚钱塘六井的善政。鉴于以往引水“以竹为管，易致废坏”的问题，苏轼采纳僧人子珪的建议，以瓦筒代替竹管，并在修旧井的同时，在“去井远难得水处”，新置二井。这次浚旧井凿新井的善举，不但作为苏轼的政绩载入史册，也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僧人子珪丹青留名。子珪曾是陈遘任杭州太守时具体操办修浚六井的僧人之一。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子珪已年届古稀。在苏轼的大力推荐下，这位老僧协助组织修井工程的具体工作。工程完工后，苏太守没有将大功据为己有，而是称工程的完成全赖这位老僧的“心力才干”。朝廷得知此事后，给予子珪很高规格的奖赏——赐紫。之后，苏轼又上奏朝廷，建议授其“惠迁”称号。苏轼在《乞子珪师号状》写得情真意切：“右臣体问得灵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宁中及今，两次选差修井，营干劳苦，不避风雨，显有成效。如蒙圣恩赐一师号，即乞以惠迁为号，取《易》所谓‘井居其所而迁’之义。”朝廷采纳了苏东坡的意见，下诏赐子珪“惠迁”称号。赐紫、封号，使两度为地方修井建功的老僧得了莫大的荣誉。据明代《西湖游览志》载，杭州有一口井，“以子珪之号，号其井曰惠迁井”，这是对子珪的怀念。

如果说凿井为民造福属于德政的话，那么，个人凿井为民造福则是有助于公益的善举。南宋杭州名妓柳翠，色艺绝伦，为人乐善好施，曾出资造桥万松岭下，名柳翠桥；凿井抱俭营中，名柳翠井。她修桥造井的善行，为人们所乐道，元杂剧《度柳翠》、明代《古今小说》都歌颂了她的仁义之举。据清代《宋东京考》载，开封东水门内金梁桥南有义井，“相传元时，邑民刘道源因往来人众，造亭于上，设汲水之具，遇盛暑则汲以济人，故名。”开封这口水井，地处要津路旁，冠名以“义”，是因为当地居民为了便利往来行人饮水小憩，不但在井上建亭遮阳避雨，而且还备有汲水的器具，考虑得十分周到。